1945年3月，李济深手书七绝《纪念黄花节》。

抗战期间，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号召，与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他积极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力量，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支持抗日民主运动。1940年9月，李济深就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1944年9月，桂林告急，李济深撤离桂林，他首先到了贺县八步，探望从桂林疏散到那里去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千家驹、欧阳予倩、莫乃群等民主人士，与他们商谈开展敌后抗日救亡工作。在李济深的推动和帮助下，从桂林疏散到八步和昭平的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很快便联合当地各界人士，组织了统一战线性质的“自卫委员会”，以外来的文化界人士为骨干，实行自卫抗战，出版《广西日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积极宣传抗战和民主。

李济深回到苍梧后，以桂南、粤西为活动范围，在粤桂交界处与敌周旋。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李济深要儿子李沛金每天收听电台，把收到的电讯消息用黑板报公布出来，使广大群众了解抗日形势，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批进步文化人随李济深到苍梧大坡山。他们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创办了《南报》，向群众传播抗战消息。在创刊号上，刊发李济深的感怀诗，传递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失了华南我弃家，

坚持抗战走天涯。

平台大捷曾歼寇，

谁说神州是散沙。

由于李济深的家乡紧邻日寇占领区，他的抗日活动立即引起日寇和汉奸的注意。日伪知道李济深是国民党军政界元老，又受蒋介石排挤，和蒋介石有矛盾，以为有机可乘，便派了一个过去曾是李济深部下的汉奸，携带巨款来到李济深家中，劝李济深与日本人“合作”，甚至许诺说，日本人准备将整个华南、中南交李济深管辖，诱逼他当“汪精卫第二”，遭到李济深严词拒绝。蒋介石则一直把李济深视为眼中钉，派出特务暗杀李济深。有一次李济深出行，一个特务在路边企图用手榴弹袭击他，幸得警卫及时将凶手擒获。

中共南方局极为关心李济深在敌后抗战的安危。董必武同志派出中共党员狄超白从重庆来到桂东南与李济深联系，并留在李济深身边工作。据时任中共“三罗”党组织负责人唐章回忆：“为了贯彻广东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协助当时追随在李济深左右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支部，直接和‘三罗’党组织联系。”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他们成立政治宣传队，由陈残云任队长，骨干中有朱江洪、蓝青、黄修平等。中共党员狄超白、胡希明、黄宁婴等对宣传队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活跃在粤桂边，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抗日。

李济深的学生、时任广西省代主席兼民政厅厅长陈良佐，与李济深有几十年私交，敬佩他的为人，获悉李济深处境困难，曾和李任仁先生联名汇去20万元接济他。

在敌寇环伺、家乡沦陷的险境中（距日军占领的苍梧县城仅20公里），李济深先生深刻认识到依靠人民力量进行抗战的重要性。他认定：“敌人若果来了，政府一定只是逃跑。要保卫家乡，要免除自己做亡国奴的厄运，只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他在家乡组织成立“人民自卫、自治动员委员会”（后改为“南区抗日自卫委员会”），发动民众组织抗日自卫队，武装保卫家乡。他多次致电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痛斥当局消极抗战、脱离民众，呼吁要“尊重民权，促进人民自治”“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

1945年1月，李济深和狄超白、胡希明、舒宗鎏、尹时中、李文欣，以及次子李沛金等一行20余人，到岑溪、容县、北流、玉林、陆川、茂名、罗定、郁南等地联络民主进步力量，沿途发表演说，发动群众抗日。李济深在此期间，常在马背上忧愤吟诗，倾诉忧国忧民难以释怀的沉重心情，写下了《过北流》《路过玉林》《赶茂名》《纪念黄花节》等诗作。

1945年2月，李济深到广东罗定，与蔡廷锴等旧部商议在两广发动和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中央指示，表达了中共支持李济深抗日民主方针、希望通力合作的愿望。在罗定游击指挥部，李济深参加当地举行的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对抗日游击队员发表讲话。3月，李济深在广东郁南抗日军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慷慨激昂地呼吁：“不要对政府（即重庆）有幻想，要靠自己武装自己，自治、自救”，要“发动民众，武装起来抗日救亡，讨伐汪精卫，反对妥协投降。”这篇演说词，被记录整理后经他审阅，广为印发。

在玉林地区，李济深得知中共广西省委发动和领导广西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非常高兴，并对中共广西省委关于目前国内外及广西形势的分析表示赞同，特别是对中共提出的“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的口号极为赞赏，认为这与他主张的“自治、自卫”“保卫家乡”是不谋而合的，且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李济深还将中共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刚印发的《第一号通告》和《一切为了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而斗争》等宣传品，交给玉林的国民党官员看，并警告他们说：“你们不愿积极参加保卫家乡工作，不愿开明进步、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别人（指中共）会不管你们而独立去进行，而别人和我的意见都是代表人民，你们现在既然反对别人又反对我，无异就是反对人民，自绝于人民。反对人民、自绝于人民的政府，自古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见，在李济深心目中，只有中共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带领人民进行抗战的。

李济深从桂东南回到苍梧后不久，即1945年初夏，我粤中部队的代表杨基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前来会见李济深，他对李济深谈了中共七大的精神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介绍粤中部队的情况。双方还商定电台的通讯联络，李济深写了亲笔信，介绍杨基去罗定拜访蔡廷锴。李济深要求杨基回部队后，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他目前的活动情况。由于抗战形势发展很快，1945年6月，周恩来电示东江纵队：“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成立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当司令，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作为他的主力部队，任务是反攻广州。”充分体现了中共对爱国将领李济深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