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先生是从梧州市苍梧县走出的伟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直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激励着一代代的家乡人。

先生是我的姑父，更是我的恩师。小时候，第一次看见姑父时,他英姿勃发，待人温厚热忱，知识广博，对我像一位温和的师长，我打心底里很尊敬这位长辈。后来,又在姑妈周月卿和哥哥周泽甫口中, 知道姑父追随孙中山先生带领军队南征北战反蒋抗日，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更令我钦佩不已。特别是姑父造福百姓，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城市建设发展不遗余力的那一段段真实感人的往事，都令我记忆犹新。

1924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年代。当时，姑父任梧州善后处长，办理梧州及其各地善后事宜。在这期间，他打算在梧州蝶山办一所高级中学，就和当时广西建设厅厅长、留美归国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自己的想法。盘珠祁认为，梧州市居西江上游，地处浔、桂、西江交汇点，为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交通便利，地位重要，与其建一所中学，不如建一所大学。

姑父对盘珠祁这一建议，大为赞赏。事后马上将此建议与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协商，黄绍竑表示竭力支持。于是，姑父便奔忙于筹办学校的事务当中。1927年,以广西省政府的名义，着手筹办广西大学。1928年，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终于在梧州正式开学，这其中凝聚了姑父的心血与付出。

姑父不仅十分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梧州城市建设更是呕心沥血。1924年，梧州城区北门外珠投岭24号商铺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入城，烧毁了商铺4709间，全城主要房屋烧掉70%。灾后，梧州商埠局总办李衡宙决定拆城墙，筑马路，拓宽街道，并参照广州街道式样建造骑楼建筑。姑父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鼎力支持梧州修建粤式骑楼，更倡议临街建筑统一修建为商铺骑楼样式。至20世纪40年代末，骑楼建筑已盘亘梧州城区。成为梧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和繁华的商业中心区。

姑父是孙中山先生坚定忠实的追随者，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1925年3月12日，姑父得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他授命副官李炯与梧州各界磋商追悼办法，成立了梧州追悼孙大元帅筹备处。3月24日中午，在大较场隆重召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到会人员约有五千人，由李济深主持并发表演说和宣读祭文，还亲笔为孙中山先生书写挽联。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的4月22日、26日、28日，姑父为筹建中山纪念堂召开了三次会议。他在召集各界代表参会时说，“为何要建筑纪念堂，原因有三：一是孙中山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是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深有感触，知道孙中山创业之艰难；三是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又由于孙中山先生曾三次驻节梧州，并曾游阅茶山（后改名为北山），对茶山颇有好感，故纪念堂应建在茶山上。”会后，姑父又率先带头捐款，各界人士亦踊跃捐款。同时，梧州善后处筹拨开办费，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10月建成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姑父爱国爱民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的心灵，并立志报效祖国，要为家乡做实事。1948年1月，姑父与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创建民革。同年，我经姑父的推荐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在家乡苍梧一带开展“策反”工作，曾任桂东义勇总队南区支队参谋长。解放前夕，我积极加入了护城队伍，维持地方治安，协助解放军筹措军粮，为迎接解放军顺利接收梧州城作出不懈的努力。

解放后，我竭力为维护地方治安、清匪反霸，推动民主改革出力，带头响应土改，主动献出周家的田地、财产及一切自卫的枪枝弹药，大力做好抗美援朝等宣传工作。1951年，在民革上级机关的指示下，我参加民革梧州市委会的筹建工作，联系发展和吸收成员工作。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梧州民革于1953年正式成立。

同年，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在不花国家一分钱、不要一个编制人员的情况下，开办了梧州公信财经学校，为梧州市及邻近地区的行政部门、工商企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财务初级人才，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努力。我曾担任过梧州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民革梧州市委会第七、第八届主任委员。回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六十余载，一直是受到姑父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与鞭策。

姑父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虽经历了几个巨大变化的时代，走过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升华。

( 孔令新 徐燕整理)